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赶集首富

发表于 2008-4-30 11:36 资料个人空间短消息加为好友使用道具

民意难敌领导一言耗资200万雕塑“飞翔”终被拆

4月24日，距天津滨海国际机场（下称天津机场）新航站楼正式启用还有4天时间，《华夏时报》记者来到天津机场。记者看到，新航站楼“风筝”造型的外表装修已经完工。但记者遗憾地得知，之前大厅内标志性的主题雕塑“飞翔”，已不见踪影。

“那玩意儿前几天就拆完了。”4月24日中午，川籍民工李力私下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，他与其他伙伴一起参与了“飞翔”的拆运。

“‘他不喜欢这颜色’，仅凭这句话就宣判了‘飞翔’的死刑。”曲建雄是天津美术学院综合绘画系主任，系雕塑“飞翔”的原创设计者。他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，这尊雕塑历时两年完成、耗资200多万元人民币。

雕塑“飞翔”被拆掉的原因，到本报记者截稿时，仍未得到官方的解释，那么其中究竟有何原委？

被限令拆除

为迎接4月28日新航站楼的正式启用，天津市一副市长率领相关单位几次到现场办公。

“决战20天，确保新航站楼正常投入运营。”4月7日下午，该副市长带领市交委、市建委、市规划局、国土房管局、市交管局、公交集团、东丽区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，到新航站楼检查其配套设施及建设情况。

主题雕塑“飞翔”的出资方天津机场很快被告知，“飞翔”要被限期拆掉。知情者顾鑫桦向记者独家回忆了当天的情景。

据顾鑫桦回忆，4月7日下午，当该副市长看到雕塑“飞翔”时，当即表示不喜欢，勒令马上拆掉。在谈及不喜欢的缘由时，其随从人员表示：“他不喜欢这颜色。”当下有人说：“我们这个颜色是杨柳青年画啊！”但得到的答复却是：“我不喜欢杨柳青年画，马上拆掉！”

按照最初的创作要求，室内的主题雕塑要彰显地方特色。“在室内，光线的问题要解决好。”曲健雄正是基于此，吸收了天津著名的“杨柳青年画”和“风筝魏”的一些元素作为雕塑创作的一部分。而“杨柳青年画”和“风筝魏”均为天津的百年老字号，浓缩了当地的文化和地方特色之精华。

在接下来的日子，天津机场极力争取保留雕塑“飞翔”，但最终功亏一篑。顾鑫桦表示，天津机场原董事长、党委书记张木生（现调首都机场）也对“飞翔”表示满意。“要拆的传言出来之后，张木生两次给我打电话，希望还能有斡旋的余地。”曲健雄也这样告诉记者。

“‘飞翔’拆除完毕，你看不到了。”24日中午，天津机场某工作职员谨慎地告诉《华夏时报》记者。“你不信的话，28日再来看吧！”

记者就此向天津机场党群部杨学兵求证。对于新航站楼的进展问题，杨学兵的回答十分流利，但提及雕塑“飞翔”被拆时，他话锋一转——“不知道，我们仅仅是使用方，其他事情由首都机场负责。”据了解，天津机场为首都机场集团旗下全资成员企业。遗憾的是，在截稿前，记者尚未得到首都机场的正式答复。

与此同时，记者从其他渠道获悉，在限令拆除“飞翔”之后，天津机场就短信要求当地媒体“不予报道”，随后许多媒体记者收到了不再允许报道“飞翔”的邮件。

验收一路过关

3月10日、11日，由中国民航总局、天津市交委、首都机场、天津机场等多家单位组成的验收委员会，对天津机场扩建工程进行了竣工验收。

验收委员会一致认为：工程符合国家标准，工程质量“优良”，可以申请行业验收。接着，民航总局组织对天津机场扩建工程进行行业验收，时间为4月1日—2日，结果同样顺利通过。因此，包括雕塑“飞翔”在内的扩建工程，显然均符合民用航空机场运行的条件。

从2006年夏天开始，曲健雄就接受天津机场委托，为其新航站楼创作主题雕塑。雕塑被命名为“飞翔”，基本元素是48片不同颜色的羽毛状色片，排列成3个扬帆，巧妙组合成升腾的羽翼。

“3个风帆喻示‘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’；升腾的羽翼喻示事物发展是螺旋上升、波浪前进的哲学思想。”天津机场提供给记者的材料这样描述道。

“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，在辅助灯光的映衬下，‘飞翔’均能呈现出动感渐变的色彩效果。”曲健雄自豪地告诉记者，在雕塑建成后，多家媒体给予了报道，甚至包括《纽约侨报》、《旧金山世界日报》等海外媒体。

“‘飞翔’耸立在新航站楼的中央共享空间，颜色亮丽抢眼。”顾鑫桦也回忆说，从不同的角度看，雕塑还刻画了“手”的形象，寓意是召唤远方的客人，“拆掉真的可惜。”

4月24日，记者在航站楼门前看到，地板杂物遍地，两辆蓝色的吊车安详地在“午休”，十多辆货运车零乱地停靠机场进出口的门前，疲惫的工人们交头接耳，口中啃着大块的馒头。

怒其不争

对于被拆掉的雕塑“飞翔”，一些知情者难掩愤怒之情。“仅仅因为个人不喜欢就换？他才到机场看几次？净瞎管，该管的不管，不该管的乱管！”某知情者的抱怨很有代表性：这么大投资建设的雕塑，一定要经过专业论证和审核的，怎么能凭一个人的一句话就换呢？

“200多万呀，这可是纳税人的钱呀！”一位网友的帖子这样斥责道：“有多少人需要这笔钱？老百姓看不起病，上不起学，买不起房，可是官员的一句话几百万就没有了！”

“少见多怪了，领导不喜欢，刚完工就拆的工程在天津太多了，这也是造成天津处处是工地的原因之一。”天津出租车司机申长利对记者说：“这已经可以接受了。不能接受的，是A领导看过说换，刚换完，B领导来说不好，再换回去。”

“道路上的隔离带、绿地之类，经常被替换。”申长利说，这样的事例比比皆是。滨海新区联合投资服务中心副主任吉晖也向记者坦承：“在建设规划上，是有点混乱。”

在天津机场，似乎唯一不受影响的，是忙忙碌碌的工人们。“下回来，别忘了跟我联系。”大口地喘着粗气的李力向记者挥手告别，然后与其他吃完盒饭和馒头的工人一起，迅速投入搬运杂物的行列中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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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一次，谣言又跑到了真相的前面

这一次，谣言又跑到了真相的前面———这是我看到安徽阜阳疫情的第一反应。据最新报道，该市3月以来已有915名儿童感染肠道病毒EV71，19人经全力抢救无效死亡。而在此前，谣言与恐慌弥漫在4月的阜阳城市上空。当地政府以“怕引起恐慌”的名义，用“仅有几例死亡”、“没有传染关系”等“辟谣”。阜阳市一位医疗卫生系统的工作人员称，政府一直是“内紧外松”：医疗系统内部下达了指令性文件，采取了措施，但对外没有公布。

由于官方对真相的封锁和公布信息的迟缓，既延误了疫情防治的时机，又导致谣言与恐慌的迅速传播，关于“怪病”夺取儿童生命的传言通过网络和手机短信在阜阳广泛流传，社会陷入极度恐慌。

当地有关部门在解释“以谎言辟谣言”时称，是害怕公布真相“引起不必要的恐慌”，是为了“维护社会稳定”———这是许多隐瞒真相者惯用的说辞。但是，从非典到哈尔滨停水危机，再到无锡的水污染，无数次的试错和教训早就普及了一个开放社会的基本常识：谣言止于公开，恐慌止于透明———信息不畅是谣言和恐慌的温床，只有及时、权威的信息公开才能给公众稳定和理性的预期，“以谎辟谣”才会引起公众的恐慌。阜阳官员再一次以沉重的代价证明了这个常识：“以谎辟谣”比传染病更可怕。

为什么一错再错，为什么阜阳官员无视基本常识而理直气壮瞒报和说谎——这是许多媒体对阜阳“以谣辟谣”丑闻发出的置疑。我想，问题的根本不在于官员因愚昧而不知这个常识，而在于制度对官员说谎的问责缺位上。没有问责压力权力就不会尊重常识———这是一个更基本的常识，如果“说谎了就要承担责任”的政治常识不首先常态化，没有问责压力，政府和官员永远不会尊重“谣言止于公开”这个常识。

确实，“谣言止于公开，恐慌止于透明”是一个基本常识——但这只是科学意义上的常识和公众眼中的常识，而不是官员的常识。基于成本和收益的衡量，官员在这个问题上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“常识”：不公开也没事。如果毫不掩饰公布真相，虽然有利于公众利益和公共治理，但那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政治前途和政绩形象；如果瞒报成功，那就能避免这种个人利益损失。即使最终瞒报被曝光、谎言被揭穿了，也能以“维护稳定”的借口推卸责任，不会受到严厉的追究。

可以毫不夸张说，有多少沉痛的教训证明了“谣言止于公开”这个常识，就有多少事实同样证明了“不公开也不会被问责”——在我们的制度环境中这也是个常识，基于利益衡量，这个常识对官员更有吸引力：虽然瞒报和说谎对公共利益是一种巨大的伤害，但在问责制的缺席和虚置下，对官员则是一种“理性的选择”。

也就是说，常识对官员没有丝毫的约束力——要想使公众常识成为官员的常识，成为其实际行动中常态选择，必须诉诸于问责制度，必须用问责制驱动和迫使官员尊重有利于公共利益的常识，这是一个更基本的政治常识。如果问责制落到实处，官员说谎能受到应有的惩罚，信息不公开会被追究责任，瞒报者会被毫不留情依照法律程序摘掉乌纱帽，官员自然不敢瞒报和说谎了。“说谎者必受罚”的问责制度常态化，“谣言止于公开”的常识自然会得到官员的尊重。

经过长达13个月的漫长准备，《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将于5月1日正式实施了——舆论对这部修订后的新法有着很高的期待，可阜阳这起丑闻提醒我们：政府部门会依法公开信息吗，他们会不会以“社会稳定”为由拒绝公布真相，他们会不会也选择“内紧外松”的策略。如果问责制度不跟上、责任追究不先行的话，公众很难对这部新法有乐观的预期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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